中国目前在使用预算领域的权责制非常谨慎

推动政府会计改革的预算法变化。

预算与会计是分不开的，但也有所不同。预算是以未来为基础的，其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是通过立法进行的，主要是为了确认相关支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政府治理机制和战略管理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是预算的一面镜子，是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经济事项的回顾性描述，主要满足外部信息用户的信息，特别是绩效信息的需要。预算与会计理论的有限一致性为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基础。从制度层面来看，预算法的修订将进一步促进政府会计的改革。

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会计信息。

公共基金在应用全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多样托管关系，为降低道德风险和反向挑选等托管难题，就务必借助信息的传送，而信息传送的链条越长，信息失真的概率越高。信息内容是预算决策的基本，也是完成财务问责的基本(马骏和赵早，2011)。政府部门会计做为一种合理的管控工具，根据向相关方出示恰当、公平、充足和立即的有关信息，降低信息冗余和不对称导致的搜索加工成本费，有利于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发展公众决策根据，降低合理性空隙，并在政府部门的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的功效。泛会计理念的提议，将更改传统式的会计理论的方式。会计核算已不是一种经济发展体系，只是一种使用价值管理主题活动。它遮盖了信息系统软件的內容，经济发展体系仅仅是使用价值管理的一部分，精确地讲是一种使用价值管理信息系统。从泛会计的组成要素看来，它能够分成使用价值信息管理和增值活动两部分。（陈亮华等，2013）政府标的多元化使其像企业一样难以用单一的底线指标来衡量，盈利动机的缺失使政府部门绩效的监督和评价更加重要。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1号概念公告《财务报告标的》中提出：财务报告应提供帮助用户评估政府主体的服务、成本和成果的信息。这些信息和其他来源的信息共同帮助用户评估政府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也明确指出：公共部门主体财务报告标的一般目的的概念框架。一般目的公共主体财务报告的用户需要相关的信息来评估其提供的服务的效率和效果。从泛会计的角度来看，价值信息分为三个部分：价值信息标准的制定、实际价值信息的跟踪和价值信息的评估，这些都需要容易操作的指标系统。新《预算法》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权，但这并不是否认业绩在预算安排中的重要作用。相反，在政府内部管理和外部压力的驱动下，提高政府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政府预算改革的趋势是从年度、投资导向、程序驱动到跨年度、产出和结果导向、目标驱动的转变，从强调控制到适当的平衡控制和管理，并与中长期财务规划管理有机联系。在目标合同的过程中，政府使用信息来评估相关主体的投资、产出、结果和成本信息。当然，政府仍然专注于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成本的最低化或产出的最高化，否则很容易陷入预算最大化的陷阱。

强调预算的业绩难题就是说充分发挥预算的管理方法和方案作用，创建业绩考评与预算管理资源分配的联动机制，保证评估工作反馈結果的应用，防止传统式增量预算方法预算设定预算的缺点，因而务必明确提高输入、输出、結果、高效率和实际效果等观念内涵。公开政府业绩信息内容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赖，有效应对新的矛盾，尤其是针对提升政府部门内部管理水平和提高工程项目预算有关键的实际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政府部门购买服务项目，一切属于事务性管理方法服务项目，原则上必须引入竞争机制，根据合同书、委托等方法向社会购买。在公共服务业领域引入市场和准市场机制，促进竞争，就务必把握政府部门出示服务项目的成本费，以确保出示市场机制后可以减少成本费。因为政府部门出示的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与产出結果中间存有时间的滞后性和空间上的位移性，给公共预算的绩效考核产生阻碍，另外政府部门现阶段出示的可供观查的有形信息集更为抽象性和一般性，造成一些信息内容不可以在政府部门财务报表中获得体现，因而务必尽出台《服务绩效考核信息指南》，并可以体现其出示服务项目的全成本费信息，促使政府部门或项目的成本费在出示公共服务或购买服务时能够横向性和纵向比照，进而合理开展标杆化管理方法，以推动資源的合理分配。在不彻底的信息内容自然环境下，政府部门难以掌握公布的真实要求，而公布也难以掌握政府部门干了哪些，做得如何，提前准备干了哪些和将来理应干什么。政府部门一方面必须体现是不是依照既定预算分配收支出，另一方面还务必评定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虑到义务，这必须进一步出台权责发生制度。当然，记账基础改革并不是改革的目标。权力和责任发生制度和收集和支付实现制度是政府整体信息战略的一部分。它提供的信息是政府和利益相关者所需要的，是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有效工具。理目标的有效工具。新的预算法第58条规定：各级预算的收入和支出实行收付制度。

具体事项按照国务院规定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有关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振兴现有财政资金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发201470号）明确规定，自2014年以来，地方各级政府不得按照权责发生制列支，除国库集中支付年终余额外，严禁以非法权责发生制的形式虚假列支。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使用预算领域的权责制非常谨慎，这主要是因为权责制最大的风险很容易被操纵。因此，政府在现阶段主要通过收付实现制度来反映预算的实施情况，这与中国当前的国情一致。在预算审批阶段，由于全国人大代表的专业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管理理念和质量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前，政府可能会在预算领域带来负面影响，增加预算操作的可能性。再加上惯性思维维模式和路径依赖下，公众往往认为预算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政客可以通过对会计信息的控制来影响政府绩效。因此，他们倾向于通过对服务质量的认知来判断政府的绩效，他们倾向于通过收付实现制度的预算信息来决定，而忽视了权责发生制提供的信息。他们认为，控制支出和防止腐败是他们关心的主要目标。政府的核心活动，尤其是中央政府，是转移支出，强调严格的现金流过程和反馈控制，可以反映预算的合规性这也是当前的现实选择和交流模式。此外，现金预算的可获得性远远好于权责发生制预算，因此，简单地放弃现金制度并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