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基金投资全球基础设施

在后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出口导向国家的贸易盈余也大幅下降，但受新主权基金和相关基金增资的影响，全球主权基金规模仍在持续增长。截至2015年5月，全球主权基金总规模已达6.31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两倍，接近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近年来，受国际资本市场变化的影响，主权基金对传统股票和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比例不断下降，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呈趋势增长。Preqin数据显示，约60%的主权基金开始涉足基础设施领域。世界著名的主权基金公司，如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投资局、新加坡投资公司、卡塔尔投资局、淡马锡控股、韩国投资公司和中国投资公司，都开始涉足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国际主权基金资源，促进与中国“全球化”资本和现有多边金融机制的良性互动，有效服务沿线基础设施融资，是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起点。

 

主权基金投资全球基础设施

 

概念与机制形成分析

 

（1）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一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将通过以下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作为GDP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直接形成增长和就业效应。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大量农业人口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和就业机会差距。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降低贫富分化水平（Calderón， et. al.2008）。

 

其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便利性，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目前，全球港口、油气管道、国际铁路和公路建设都是为了方便贸易和投资，通过降低交通和交易成本来提高世界不同经济体的联动增长（L. Alan Winters， 2014年)。电信等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投入，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质量型增长。

 

第三，当经济疲软时，政府可以从稳定经济周期的角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往往较高。Jongheuk Kim（2012）和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认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外，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也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但也有助于减少经济增长的波动性。

 

（2）后危机时期主权基金参与基础设施融资的提出

 

如何有效弥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2013年，在莫斯科召开的G20财长会议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提出了促进机构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中长期融资的政策问题。在2015年G20财长会议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进一步提出，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应引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围绕沿线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相关多边金融合作机构应运而生。中国参与和推动的新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这一背景下的政策产物。中国主权基金积极参与沿线项目融资，以直接投资或投资相关基金实体的形式投资沿线基础设施领域。

 

（3）主权基金的投资期限和风险偏好与基础设施融资的结构匹配

 

主权财富基金具有参与国际基础设施融资的特殊潜力。主要原因是其长期导向的投资策略和相对较低的流动性需求，对短期内商业周期波动造成的收入损益具有较高的容忍度。主权基金追求长期收益和承担短期风险的特点主要由基金自身的经营规律决定，其他长期机构投资者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例如，储蓄基金、养老基金和代际平滑基金并不追求短期收入，基金设计的目标是满足国家未来的需要。在设立基金之初，许多国家严格限制了基金收入的使用寿命①。

 

由于主权基金以中长期为投资导向，短期流动性因素在投资过程中的限制相对有限，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其他类型的基金将面临更大的实际偿还压力。

 

主权基金的风险偏好也与基础设施融资需求高度匹配。虽然投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领域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但考虑到风险概率和主权基金的综合风险承受能力，并不明显违反主权基金的投资原则。同时，由于分散投资策略，主权基金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受发达国家债券和金融市场低迷的影响，主权基金资产转移进一步加快，部分投资越来越倾向于分散在高回报风险投资中。因此，投资风险并不构成主权基金参与基础设施融资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