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优先后”债权关系的定价方法

一、碳资产定价模型改进

传统的碳资产定价模型相对粗糙，没有充分反映相关风险，因此在会计确认中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通过建立更强的信息披露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量犯罪。但由于碳市场本身的高政策风险，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因此应加强对相关犯罪行为的处罚。价格犯罪源于滥用碳资产估值模型，通过建立合理的碳资产估值模型可以有效解决。虽然没有官方统一的规定，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碳资产定价模型可以大大改进。本文提出了基于“优先后”债权关系的定价方法，不仅充分考虑了我国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的法律约束，而且解决了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传统定价方法失败的问题。本文认为，由于政府要求企业每年在固定日期前交付一定的碳排放权，因此可以视为一年的无形资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国务院No.令）规定，购买的无形资产可以根据购买成本和资产的盈利能力进行估值。因此，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可以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值计算：V（c，p）=c+p(2)其中，V为碳排放权价值，C为购买成本，P为盈利能力。模型1和模型2作为估值模型，适用于流动性强的成熟市场。但由于碳市场流动性不足，模型1的数量犯罪和价格犯罪风险较大，应采用模型2。在碳交易市场上，政府与排放控制企业之间存在排放权贷款关系，即企业必须在每年履行合同日前交付一定数量的配额。无论企业制定什么样的碳交易策略，都必须保证履约日能够交付足够的配额，否则将面临严重处罚。基于上述事实，本文认为政府对企业配额有优先受偿权，类似于“优先劣后”的债权关系。碳排放权的估值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债权资产的评估。由于目前碳市场流动性差，市场价格难以作为公平价格，根据《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国评估协会）〔2005〕37号)，可采用假设清算法作为估值模型的依据。根据假设清算法的要求，需要提前剔除预计交付给政府的配额（即优先部分），然后对剩余资产（即劣质后部分）进行评估。因此，估值模型2可以修改为：V=c+（Q-Qe）×P×β(3)其中，V为碳排放权价值，C为购买成本，Q为排放权总数，QE为预期排放量，P为市场价格，β折扣系数。该模型表明，碳排放权的价值取决于购买成本、排放量、市场价格和折扣系数，包括通过拍卖或市场购买排放权支付的费用。假设政府向某控排企业发放100万吨初始配额，配额采购成本为50万元，计划履约期排放量为95万吨，履约期某日碳配额市场价格为30元/吨，折扣系数为0.7，则排放权价值为155万元，平均价值仅为1.55元/吨。通过建立上述碳资产估值模型，可以为碳金融犯罪的侦查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二、预防碳会计犯罪

根据完善的碳资产定价模型，碳资产会计处理存在多个风险点，包括购买成本、排放权数量确认、排放预期增长率、市场价格、折扣系数等。上述相关参数的确定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信息交互，使得碳金融犯罪案件难以识别，涉及多个部门，难以打击。为了从根本上遏制碳金融犯罪，公安机关除了进一步加强此类案件调查外，还需要加强与媒体、银行等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合作，建立完善的电子登记制度和跨区域、跨部门的综合治理模式，共同打击和预防碳金融犯罪。中国政府对碳金融采取了相对宽容的监管策略，允许各种形式的创新。现行碳交易市场相关政策对法律责任的界定主要体现在排放数据的披露和履行上，而上述规定在实际实施中难度较大。例如，在对控排企业进行排放核查时，如何保证企业内部数据不被泄露。从试点情况看，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全国碳市场将启动。本文认为，在行政监管短期内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应加强对碳会计犯罪的法律处罚，适当考虑引入刑罚，为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顺利启动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现行刑法规定了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处以重刑。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碳金融罪可能涉及上述罪名。除上述规定外，本文认为应重点加强对企业数据和商业秘密的保护，严厉打击信息泄露等非法行为，确保碳金融市场的社会信誉。以碳会计为主要手段的碳金融犯罪不仅涉及金融欺诈，还涉及环境欺诈。惩罚策略的制定应从这两个方面综合考虑。金融欺诈主要表现在集资犯罪、贷款欺诈、内幕交易等方面，环境欺诈涉及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等。碳金融犯罪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了经济损失，而且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产生了影响，损害了政府环境政策的可信度，其不利影响往往是不可逆转的[8-9]。在欧美国家，环境欺诈通常采取法律和经济双重惩罚的策略。在中国，碳金融市场作为金融创新的一部分，处于试点阶段，不能从根本上界定碳金融犯罪的概念，应综合考虑相应的司法解释、犯罪描述、起诉标准和处罚配置，实现碳排放无形资产的法律约束，为环境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