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根据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4 在我国778个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中，水质优良的比例仅为10.4%；在74个按新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城市中，空气污染超标城市的比例高达95.9%。严峻的环境形势不禁让人反思，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真的只是工业化发展的痛苦吗？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因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社会体制下，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主导作用，而财政是政府发挥管理引导作用的重要手段。因此，财政分权制度可能通过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驱动力来自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以人口集聚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时代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工业化和政府指导为双重驱动力的城市化与政府管理体系和环境污染密切相关。因此，明确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对从制度层面分析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财政分权和城镇化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关系的讨论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Kunce et al（2007）认为分权制度引发的“底层竞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标准，从而导致地方环境质量下降；Chupp et al（2011）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表明，当州政府能够从环境管理中获得更大的回报时，地方政府往往会设定更高的环境标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实证的。张克中等（2011）从碳排放的角度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财政分权可能削弱地方政府对碳排放的控制；严文娟（2012）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进行实证检查，发现我国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溢出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刘建民（2013）等基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谭志雄（2015）等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式进行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李根生等（2015）研究了城市雾霾问题。结果表明，财政自主性的提高可以鼓励地方政府加强对雾霾污染的控制，而内生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竞争则削弱了这种激励作用。

 

周建仁、陈盈盈：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

 

关于城镇化的环境效应，Grosman et al（1995）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与温室效应密切相关；Grenshaw（2002）认为城市化发展与林地破坏有倒U型关系，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丁翠翠（2014）认为，中国城市化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和区域差异，因此城市化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不明显；然而，一些国内学者支持城市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如李水平（2014）、彭迪云等。(2015)使用EKC模型或门槛模型来验证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此外，王辉等（2011）基于投入产出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直接提高了污染物的人均排放水平；刘宇（2014）认为，城市化促进的工业化提高了我国环境恶化的速度。关于财政分权与城镇化的关系也有一些研究成果。熊柴（2012）认为，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有显著影响。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改革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童光辉（2014）从公共服务权分配的角度探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财权分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财政分权或城镇化的环境污染效应进行了丰富的探讨，但仍有待改进：一是将财政分权、城镇化和环境污染纳入统一框架的研究较少，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也需要加强；二是相关文献在研究城镇化环境效应时，对相关机制的分析不够深入。虽然有些文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形成的原因没有有效的分析，也没有结合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进行讨论，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财政分权、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然后将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探讨城镇化影响环境污染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减少环境污染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