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的思想早已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的载体――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数量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其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上升的生产性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供给和来源。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边际资本报酬可能不会下降[4]。劳动力的质量涵盖了一系列反映劳动能力水平的内容，如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类似于现代“人力资本”的核心概念。“人力资本投资”的理念也随着人力资本理念的萌芽而发展。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提高劳动力质量对提高劳动能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教育和培训是提高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的重要来源[1]；穆勒指出，知识和技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重要影响；萨伊认为，教育和培训费用的资本利息应包括在劳动报酬中。

 

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就职仪式上发表了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并于1961年发表了同名作品，标志着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系统诞生。当时，舒尔茨的一系列观点似乎违背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证研究和新兴经济理论的出现证明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3]。如何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如何在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同时加快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由于总人口增长放缓和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3]。因此，提高劳动力人口质量，加快人力资源资本化是促进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来源的必要途径。

 

一是进一步重视基础义务教育，扩大义务教育范围。目前，我国教育发展尤其是基础义务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失衡。经济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在普及程度和教育水平上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我国大量学龄人口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学龄人口将成为未来劳动力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着力提高这部分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西部地区和落后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分配，重视和改善弱势群体教育水平较低的局面①。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区域转移。通过深化中西部地区教育改革，提高当地劳动生产率，可以为我国制造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延续人口红利[4]。

 

二是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注重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但学科设置等方面不满足实际需要，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大学生就业困难，企业职位空缺无法招聘合适的员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弥补这一不足、改善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平衡。

 

三是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两项改革的目的是维护人力资本存量的健康发展，加快社会人力资本的形成，彻底摆脱旧的数量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在这一领域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来源。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不仅要从社会层面看待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更要从本质上认识到这两项工作在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