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到目前为止，农村地区还没有完整的医疗保险制度。农村不仅没有类似城市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补贴，而且普遍存在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返贫的问题。缺乏健康投资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蔓延，构成了农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现实障碍。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投资不足的经济解释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古典经济学认为，收入和支出是正相关的。现代经济学进一步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在决定如何消费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基尼系数将显著下降，精神文化生活支出和公益支出将显著增加。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消费能力或收入水平，还取决于他们的消费意愿。目前，我国许多农民的收入水平还不够高，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意愿决定更多的消费支出。例如，2004年，贵州省和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8.2%、47.2%，贵州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总体上还处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往往优先考虑食品、住房等基本生活需求，忽视健康投资对提高自身福利的重要性，尽可能减少医疗保健支出。

 

2、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对未来预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预期收入的增加，人们更愿意购买汽车、住房、保险和其他耐用品，旅游、娱乐和其他支出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储蓄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当预期处于不利情况时，出于谨慎，会尽可能多地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储蓄率反而会上升。目前，农村居民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城镇职工，主要是基于大多数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预期不乐观的基本判断。

 

3、医疗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抑制了农民的医疗需求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供需理论：价格上涨导致需求下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存在卫生服务定价低的问题。在医疗市场不规范、政府干预错误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和个体医生滥用处方权追求收入，导致医疗补偿机制扭曲，医疗费用飙升。据统计，农村门诊平均费用为1990年的10.9 人民币升至1999年79元，年均增长24.6%，住院次均费用由473.3元升至2891.1元，年均增长22.3%，远高于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率。

 

4、农村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下降

 

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公共卫生就是这样一种准公共物品。如今，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倾向于城市和重点项目。由于长期忽视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已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农村税收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供应出现了更严重的缺失。财政分权以来，随着县乡财政的逐步拮据，农村公共卫生费用恶化，使县乡政府将卫生融资的主要责任转移到卫生机构，实质上将问题转移到失控的医药市场。这种缺乏公共支持的市场化，使得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几乎完全市场化，降低了农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可靠性和便利性。

 

5、接受偏好和贴现心理强化了农民规避风险的行为选择

 

行为经济学认为，行为人的“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偏好存在差异，这与行为人对商品的所有权密切相关。行为人对任何属于他的现实的东西都比那些不现实的东西有更高的评价，无论它是否拥有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因此，一旦他获得了对某一物品（或商品）的所有权，他就会立即给予它更多的价值，并将其作为他禀赋的一部分。例如，对农民来说，这种偏见更为明显。虽然无论如何计算医疗保健费用都是一项只赚不赔的业务，但农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这部分货币现实的所有权，不愿意把钱投入到他们认为不能快速或根本不能贴现的医疗保健中，从而影响了当前的生活条件。